HOT 創作馬拉松,正式起跑閃亮星─無聊種子稿件大募集

昭陽單閼正月初八 分別的永聚-補含瑛《張愛玲傳》缺失

亂世裡的人,沒有家。

—張愛玲

新中國的鑼鼓終於響到了上海,張愛玲對民國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情懷,因此也不太在意。

一日弄堂裡有人在喊:“下樓登記工作。”

張愛玲自然也是落樓,只見有一個穿軍裝的年輕士兵,搬了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在弄堂口,上面像模像樣地擺了一瓶墨水,一支筆和一本攤開的厚厚記事簿。整個公寓的人都排在他面前,有如多米諾骨牌,有一推就倒的觀感。

輪到張愛玲了,她禮貌地說了一句,“你好。”

那個小士兵頭也沒抬,說到:“姓名?工作?”

“共產黨喜歡直接。”張愛玲想到,便直接回答到:“張愛玲,弓長張,愛人的愛,斜玉旁一個令,作家。”

“什麼?”這時那個小士兵疑惑地抬頭看著她,“你說你是幹什麼的。”

“作家。”張愛玲重複到。

“我問你工作?”小士兵不耐煩地又問到。

“是啊,我是作家,就是寫文章登載在報紙上,是一種工作。”張愛玲努力地第一次向人解釋作家的含義。

“奧。”小士兵又低下了頭。

張愛玲有點自豪,臨走時暼了一眼那本大簿子,只見上面寫著“張愛令,識字”。

這是一則坊間的傳聞,詼諧、諷刺,然確實為一個時代的風向。四九年後,按費勇先生的說法是,“個人必須進入一個‘單位’,才能生存下去。”作家,靠寫字賺錢,對小解放軍來說,應該是沒有‘單位’的象徵。

張先生自己說過,她自私而沒有正義感,因此她不常寫中國,上海倒是常寫,可能是對國家這個大概念的不在意。但在二戰結束後的四六年,她還是写了一篇《中國的日夜》。從兩天買菜的見聞寫起,雖然在最後的詩句中,表現了對中國的愛意,然從先生描寫的著鹹菜色衣服的小孩,有著狡猾的苦的小販,以及天生苦命相的道士,我只看出一個觀察細微,說話不留餘地的上海女生,並沒有領悟到她對中國的熱情。如果硬要裝上去,估計那時的她努力地想要裝裝門面,擺一擺勝利者的姿態,必竟中國勝了。

逝者如斯夫,太平中國沒幾年,赤潮便席卷了大陸,上海淪陷了,又一次。先生不了解共產黨,但她在孤島時期的成就,使她對當權者無感。甚至在五零年,她還迎合所謂的新社會,嘗試了《十八春》和《小艾》這樣的作品。而夏衍----赤匪的文化領導對先生還頗為欣賞,還有意為她安排進“單位”。四九之後的中國變得不倫不類,生活不再單純是個人的事,還是一種政治。如果妳熱愛生活,那就不得不承受被邊緣的後果,顯然先生是熱愛生活的。在先生胞弟子靜的回憶中,先生曾言,“人民裝這種呆板的衣服,我是穿不慣的。”與大多數人的抱怨不同,先生絕不只是說說而已,因此在五零年文代會上,張先生破天荒地參加了這次官方會議,並以一襲旗袍出現在五百多名如喪考妣的藍灰名人中間。這種共產式的趨同壓力,先生頂得了一時,頂不了一世,冥冥中總有一種所謂的主流力量,強迫妳和他們一樣。

《秧歌》是先生在香港發表的一篇英語小說,其中有一句話,“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這是一個有舊學根基的上海女生對時代的敏感,破壞的苗頭到處都有,就看你找不找得到了。在《談吃和畫餅充飢》中,先生描繪過這樣一個場景:五一年她遊過杭州一次,在樓外樓吃螃蟹面時,先生只吃了澆頭,面一口沒動。對座有人瞥來一眼,她立即“頭皮一凛”,害怕被打小報告,内心是很驚悸的。我們不曉得是不是這種驚悸迫使先生與親密無間的姑姑作了“永不相見,以免連累對方”的誓言。我們只曉得,在先生走了以後,於她同一圈子的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消滅。我們不曉得這分別的信心是隨高貴女人心的感性,還是小說寫多了,對於謊言的敏感。我們只曉得歷史證明先生的決定。

有人言,夜上海早已崩塌。要我說,她將永遠活在張先生的筆下,永遠完整地存在於張先生的心中。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欲其不散,不如早退。先生半途退場,去了大洋彼岸,又開了一桌。

昭陽單閼正月初八

書於Kars

望月

上一篇回作家的PO下一篇

回應(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