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懂得，所以寬容》這是含女士瑛寫《張愛玲傳》之副標題，主賓結構不是很清楚，不知是誰懂得誰，而又是誰寬容誰。如果說是含女士懂得張先生愛玲，所以於先生的一些缺點一併寬容，那余認為含女士根本不懂得張先生。余一直認為只有正宗的上海人才明白張先生，只有老卵的上海人才懂得張先生，Eileen就是Eileen，不寬容任何人，更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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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含女士，余不甚了解，因此Google了一下。結果很意外，當然作者是查無此人，這在大陸並不奇怪，意外的是余此2019年吉林出版集團版，盡然比電子版少了一章、五節、一表。這簡直莫名其妙，此出版社節約成本之為？此書定價卅八元，不算便宜，難道多個二三十頁，即入不敷出，不可思議。余妻有不同之見，其言簡體網上可查出全書，而2019年正習先生努力重歸社會主義之年，故此書之刪減，必出版社有意為之。余愕然，乃細研其缺失之處。從大處言，刪一章為《太平洋的風》，主要敘述張先生在美國之生活，從中可見先生之窘迫，並無觸及大陸，且八小節並未全刪，留第一節《背著故事行走的人》，言其離開上海，求學香港，可謂承上啟下之節。又保最後兩節，《我的心是一座小小的孤島》，《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言其在美之工作及最後的日子。編者把此三節編入上章《花至荼䕷》，於其章名後加“葉落彼岸”四字，作終章。“花至”、“葉落”亦算對仗，可見編者煞費苦心，只為去此一章。章下五節，各表如下：《另一面鏡子》言其從香港至美，從友鄺文美處投靠總角炎櫻，又提及其在香港時曾出版英語作品《秧歌》；《漸行漸遠漸無書》言張先生訪胡先生適之，又其與炎櫻愈行愈遠之緣由；》人生何處不相逢》則詳言先生與胡先生之短暫交往，及胡先生對先生《秧歌》之肯定，後以小說般之場景重現與胡先生之最後一面；《寂寞開無主》，為描寫張先生與賴雅之情感；《聚散兩依依》，乃敘賴雅之死，及當時張先生之生活狀況。從此五節中，余唯見到一個落魄作家在美國之生存故事，投親、訪友、覓愛、堅守，沒有見到任何冒犯或妨礙大陸之處，如非鑽牛角不可，則唯有大陸不喜之胡先生及大陸未發表之《秧歌》，然此何等年月也，相比於余2009年北京十月文藝之《小團圓》前言中宋先生淇言：“台灣官方意識到張先生是第一個反共作家，此為在台灣出名之有利條件”一語，溫和不止百倍；而最後一表更是年譜必備，故刪減之由，要麼大陸官員智商確實捉急，要麼出版社資金確實捉襟，然皆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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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至正文，作者以模擬張先生之行文，用散文之格律平鋪了先生一生。於余第一次讀張先生生平之人頗為友好，其過濾事件，僅以重要、浪漫之故事來敘述，確減少了不少枯燥，然亦犧牲了不少事實，聞寫張先生傳記之人不在少數，有機會定尋來對讀。張先生生平中有不少關鍵之際，不同的選擇都會影響先生之發展，如赴港求學、邂逅蘭成等等，然最重要之抉擇在於離開上海。為何不言離開大陸，先生一生寡情而無正義之感，唯在其語句之中對一物反覆觸及眷戀之情，那就是上海，這個如戀人般的故鄉。因此香港淪陷，與其無關，大陸淪陷，亦與其無關，唯上海才是其戀戀不捨之地，終於上海淪陷了，如果說日人在文化上與吾等同宗，那這個新政府在文化上可稱之為蠻夷。作者在《背著故事行走的人》這一節中，用一句話概括了這一段故事，“20世紀50年代初的上海已經不是她記憶裡的上海了”。在大陸文字獄的情況下，余可以理解作者雖千言萬語不可吐之無奈，但仍對讀者有點不公。故余故技重施，將在後補寫一節，叫什麼好呢？余與張先生有一樣之出走經歷，雖然方向不同，但對上海之感覺相信是一致的，我們這種分別不是為了遺忘，而是為了永遠保存我們記憶中的那個上海，那個“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東西”的上海，這可以稱作《分別的永聚》。這也回答了很多人之質疑，為何在先生最潦倒之十年----85年至95年，其仍然堅持不回上海，因為無論這個城市是否現代化，是否比肩歐美，是否給予她美譽，都不是她記憶中那個有麵包香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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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感言“張先生實在可憐，如此有名之作家，在美國的生活卻如此困苦潦倒，如在大陸，光景必然不同，可惜可惜”。余言汝等必八零九零之後，於大陸系統化消除記憶後之一代，汝等祖父一輩料不會言此，然其中一言乃確如其事，“如在大陸，光景必然不同”。余試舉一浙江族人之事，以示對比。蘇先生青，本名馮和儀，字允莊，20世紀40年代與張先生齊名之海派女作家，代表作為長篇小說《結婚十年》。其父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1921年搬遷至上海，她與張先生熟識，當年正是其邀請張先生一起去營救先生並不認識之胡先生蘭成，而有後來之因緣，最後兩位小姐竟然跑到了周先生佛海家，亦可見兩人之膽色。況當時的她已任編輯之職，比之張先生更加獨立。鼎革之後，其對新政府抱有希望，且自費學習俄語，以近當時之蘇俄理論。然五零年，其透過朋友，先後投稿卅二篇散文至港之《上海日報》，但因為政策卻收不到稿費，且為此被公安約談。五五年，其因涉及“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被捕，關進上海提籃橋監獄。五七年因一句“罪行不嚴重”而釋放。五九年加入紅旗錫劇團，先前之入獄經歷影響了她的個性，處事變得極為小心謹慎，不復昔日風采。六六年文化革命開始，其被批鬥是必然之事，據鄰居言，其常被迫脖子掛著大牌子在自家門口罰站，大女兒和二女兒與其劃清界線。晚年多病，然令其煩惱之事，不是死亡，而是一元之出診費不可報銷。她很想再讀一次她自己之著作，然遍求不得。八二年其過世，兩年後政府以一紙《平反書》了結了她半生之苦難。八十年代後期，其小女兒把她的骨灰帶到了美國，也是西海岸。也許，這兩個友人會在某片海域再次相聚，這可能是唯一的幸事了。大家在這個比較後，認為傷害出現了嗎？引用一個學者說過的話：“在大陸這種情況下，一百個張愛玲都被碾碎了。”余言：“只要所謂的新中國依然存在，離開大陸絕不會是最壞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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