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非罪之二

罪與非罪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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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方面，在國際層面或西方，以美國為基地的《人權聯絡報導》曾在八三年報導過劉氏一案；八二年間英國曾有一位留學生以「英國營救組」名義，向營劉會索取資料，從此再無音訊；八六年底，美國「東亞人權協會」的司馬晉會晤過營劉會的幾位成員，初次取得較豐富的營劉資料。以上情况，都談不上對劉氏「罪與非罪」有所取向，他們只是同情，尋求瞭解和報導。其他個別零星外國記者或激進政治信仰者如無政府主義者，都不外索取資料報導或了解一下而已。嚴格來說，國際上對劉氏的「罪與非罪」取向，不是只講人道，不究底蘊，就是意識型態上跨越，視為墮落政權的常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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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輿論方面，除開從新聞角度及右報策略必然報導的報章，可以不提之外，確然有一組雜誌報章的專欄作者，對劉氏蒙難事件，力加報導和分析。他們分別會在如下報刊撰寫過專文：《百姓》、《九十年代》、《爭鳴》、《時代新聞》、《國際城市》、《文化新潮》、《新報Ｃ和《信報》。這裏特別要提出的是，《信報》副刊的《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論盡太平山》和《教育眼》等專欄所激起的討論浪潮，它先由艾凡先揚後貶，提出劉氏的托派關係及嘲諷托派的不濟事，繼有吳南山間接的寫出因劉氏在托派嫌疑底下，《七十年代》拒絕刊登「各界公開信」廣告的義憤：「劉山青是托派便不應支持，這樣態度是錯誤的。」（《信報》論盡太平山［劉山青事件之四］：評《七十年代》之短》），至後來方卡謬抱打不平的文章出現（或是阿水與王天君在其他專欄的呼應。），已是論談人物得失和前學運界至後文化界是非的另題餘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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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七十年代學運和後期發展的人，當然知道吳南山這位作者，對在香港繼起的中國托派運動的重要性。他如是撰文，雖然信筆比方，指出思想是不能入之以罪的，不因該人是否托派；因為國內民運中人，派別信仰亦有異，中共對其鎮壓則一。同為香港新一代，何厚彼薄此？他立論是正確的，但劉氏與托派的關係，則越難弄清。發展下來是：《九十年代》的執行編輯方蘇以「何立」筆名於八三年底撰文指出，劉氏是托派的事實，是一位「老托」親口向他說的。至此，輿論的標籤，已為劉氏──托派，繫在一起。事情發展至此，筆者觀察到：關心劉氏蒙難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學界和團體，已認為劉氏是托派成員或隱名成員。劉氏所為，是政治信仰的犧牲代價，他們可避則避，深潛着的政治恐懼感，成為他們討厭托派的一道疏洩渠口。他們已不能從基本政治人權的立場，去探討劉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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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到此地步，只會妨碍營劉的廣闊面。筆者作為一個從不迴避任何政治信仰派別朋友和團體的個人，曾於當時向革馬盟的一位主要成員提問：香港托派的三個小組織是否有責任出來說明一下？可惜得不到正面的答覆。反而，他向筆者說：在八三年間舉辦的一個營劉會公開論壇上，有講者說明劉山青不是托派。這說明很重要。因為它關係一般人發揮他們的正義感。他們要拯救的，是「純潔」的良知青年，不要淌政治渾水的人，他們會認為該人「自作自受」。當然，這一般人，實在還未成熟。誰沒有腦袋？誰沒有思想？怎樣的思想也離不開政治學上的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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