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熱衷政治運動、愛好四圍蒲，認識很多人，但我與社運份子的清教徒式生活格格不入，縱使很多人識我，卻很少人明白我。這樣的社運小人物如何營救呢？所以營劉會的第一件事是介紹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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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六月推出的《劉山青印象集》刊物，沒有介紹其成員和出版日期，出了500冊，工本3元。它表示各大書店及本書屋(可能指十月評論社)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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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書介為：「…..山青重逾泰山，但在廣大的中國民運戰鬥的行列中，山青亦為一條輕輕的鴻毛。不過，我們每一位朋友都要記取：他是一羽飄飛祖國大地，在八十年代的今日，在一處濕暗的牢房，是帶上鐐鎖的鴻毛，也奇怪地是不折不扣由殖民地鍛出來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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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萱人是文化人，他當了刊物主編，他在刊物中寫了一個故事，話說1980年正值波蘭工人團結運動，一群社運朋友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吳萱人在會上慷慨陳詞，可是他發覺會中人無心聽書，只有一個小伙子專心投入討論，那人就是我。這給他一個很好的印象，吳萱人的支持很重要，他文筆好，思想深刻，有良好的動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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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清一直默默地工作，聲援甘仔的絕食行動。我在整理資料時，找到一張她獨自坐在新華社門前的照片，垂著頭的給人憔悴、孤獨無助的感覺。照片是遠攝的，很有張力，我把它放在案頭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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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學畢業後與一群為數約三十人的應屆畢業生，組織了一個名為「新青學社」的社團，宗旨是提高年青工人的知識和社會意識，導師們來自不同院校，以天主教大專聯會的會員為主。我們每周數天聚在一起，自然很親密，教學後到樓下的大牌檔吃燒臘飯，天南地北地談國家社會大事。一位好友在《劉山青印象集》裏寫了一篇介紹，可算是對我在那段時期的最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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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說：「他的生活方式可形容為激情浪漫或放蕩不羈！如果我沒有記錯，煙酒、桌球、電單車、流行曲，都是他的良伴，而作者與他的私交，只限於吃飯時談點社會概況而已。」是的，我與大部份大專生不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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