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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阿清的追述

據阿清的追述,一九八六年「中國之春」楊巍一案對父親的影響最大。楊魏公開以「中國之春」的身分,在上海大學中派傳單,只是判了兩年監,我父親知道這事後心中十分不忿,說楊巍有實際行動也只判兩年,山青他只不過拿點錢給王希哲就要判十年,真是不知所謂。阿清說,從此我父親就改變了態度,開始跟我部分朋友會面,他亦開始透露最初在大陸奔走的經驗。

甘神父聯同譚坤神父和另一位意大利神父林栢棟神父在1月份到新華社請願,《公教報》大幅報導,譚坤神父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神職人員,我在學運時認識他。他沒有另一位神父關尚義高調,我與他來往較少,林栢棟神父我不認識,回港後我間中在一些年拜見到譚神父,但那時不知道他曾為我請命。譚神父一直受著癌症折磨,後來因病去世。我不能當面答謝,執筆至此,有點遺憾。

甘神父在八六年一月上京為無証媽媽請命,他順道為我的事件去到廣州。

甘神父去信港澳辦秘書長魯平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趙紫陽在訪港時曾對港人說,有什麼好怕的,怕什麼?他想不到,他在數年後真的要怕了,差點沒命。

十二月份甘神父和營劉會搞了一連串活動,它們是十二月十二日甘神父和七名學生代表到新華社請願;二十二日營劉會在旺角地鐵站搞簽名活動和甘神父上訪;二十四日甘神父召開座談會滙報;二十九日營劉會再到新華社請願,結果理想。

王岸然是一直肯為我的寃獄杖義執言的作家,他在八六在信報寫了一篇長文,題目是「劉山青的五年」,當中提到港人不可忘卻劉山青案件,他指出港人大都不願回歸,只是無奈。中共在在大亞灣核電廠事件上都透露出其不尊重民意的本質,王岸然進一步鞭笞香港社會活動者善變、功利、好大喜功,力數那些公屋聯席的和反核的組織不肯為我聯署,王岸然譴責那班人以我的思想與托派接近而置身度外,『他們的兩個臉孔如何向國際社會,尋求公義和支援呢?』他的二十年前的文章點出了香港民主派的主要問題,解釋了為何民主派在反送中運動為何進退失據,比張炳良在2021年11月的「反對派政治已回不了過去:退潮下告別或轉型?   」更好。香港民主派的主要問題不是冒進,而是群眾尾巴主義。

我進入梅縣監獄,一則我是省級寄放在梅縣的犯人,二則全獄只有我一人不肯寫年終認罪書,因此被收拾,受到專職犯人全天候監管,受盡精神折磨。我在第四年受不了,在其年終的自我檢討中認了罪,雖然只是寥寥幾句,搬字過紙,獄方大喜,放寬了我的待遇。這時,我可以使用收音錄音機,使用從香港送來的可編程計算機寫程式,它寫機械語言的,我略懂一二,閒來寫些小程式。

中共向甘浩望神父表示,我在獄中表現良好,可以爭取減刑。他們也同意我的家人聘請大陸律師代表我申訴。

現在看來,它似乎是一些門面功夫,但若聯繫數年後的民運,它反映中國政治湧潮正在醞釀。

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意大利文的亞洲通訊報導了我的個案。

中國大陸各地高校學生自1986年12月上旬至1987年初接連發起的學生運動。起因是位於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抗議中共不遵守「新選舉法」、違法干涉基層民主選舉,聯合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醫科大學等高校4000餘名學生走上街頭發起「要求進行民主選舉」的遊行,由此引發全國範圍的第一次學潮。隨後湖北、上海、江蘇、浙江、黑龍江、北京等省市高校的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學潮在上海達到高潮,十幾所上海高校學生上街遊行示威。人數最多的一個星期里,每日遊行學生達數萬人。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是上海學潮主力。最後經地方政府和學校當局的疏導和阻止,並以北京的「元旦風波」被平息標誌著學潮的結束,前後共持續了27天。此次學潮被平息之後不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正式開始,直到夏天才結束,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受到黨內保守派的施壓而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動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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