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覺岸《簽署協議之後，請釋劉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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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Ken Chan，臉書上表示：「中大國是學會的朋友，畢業後組織了當代中國學會。我們在1985或1986年以當代中國學會法制組名義，組團與廣州中山大學法律系和當地政法機關等交流。其間問及劉山青一案，並得到答覆。當時應該是港人第一次從官方取得有關你的消息。我們把有關訊息轉給了營劉會。黄覺岸亦為交流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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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覺岸《簽署協議之後，請釋劉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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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1983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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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翻閱一些舊書籍雜誌及剪報，無意間重温了劉山青事件，事件已經過去兩年，似乎港人已經將這件事淡忘，無人願意提起可憐的劉山青，尚有八年靜默的時間等待着他，他有口難言，人生最光輝的青年時間就此虚渡，雖與他素昧生平，亦難免為他難過，更對中國新近建立起來的法治，感到失望。在這香港面臨大變動的時刻，不少年青才俊正積極準備投身在香港這一塊可能是中國的民主綠洲的地方，作出貢獻，一方面固然佩服，另一方面亦難免為他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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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害怕的是反革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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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刑法，筆者最不明白，最害怕，亦是最不滿意的，就是七九年通過的刑法第九十條到一百零四條的反革命罪，所謂反革命的行為，包括有策動叛亂叛變，聚眾劫獄越獄間諜活動組織或領導反革命集團聯盟等等。這些行為當然都是嚴重的，但這些行為都應有一個目的，就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劉山青所犯的，相信是第一百零二條，就是「煽動罪和抗拒，破壞國家法律法令的實施」。這一條最高的刑期只是五年，但劉山青被判十年，那是被當作首要分子或者罪惡重大來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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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理的角度來說，劉案有兩點是特別令人失望的。第一是劉山青的行為是否正符合所觸犯的法例，這一點我們不用西方的司法標準去衡量中國的所謂反革命罪是不合理，但是單就刑法的字面定義上看，筆者實無法相信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有膽量及能力去推翻中國政府。或許劉君的某些行為，可以解釋為煽動群眾抗拒，破壞國家法律，但由於本案的審訊沒有公開，筆者不應作沒有根據的猜度。不過，似如事實正是如大多數人所講的一樣，劉君的行為只是探望同情一爭取自由民主的人士，而其行為却可以作為上述刑事條例的司法解釋的話，這將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一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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