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營劉會想在李怡主編的《七十年代》刊登廣告時，李怡拒絕了。吳仲賢大怒，在其專欄寫了兩篇評論，指責李怡偽善。《七十年代》曾大量刊登民刊運動的消息和文章，而我正是因民刊運動而被捕入獄的，香港獲取的民刊超過一半以上，是我冒險從廣州的十一次探訪帶出來的。李怡認為事件複雜，說穿了是他認為我是托派，托派只是一個思想流派，他們被史太林和毛澤東迫害、殘殺不下於對其他民主人士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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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七十年代」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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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月刊斷然拒絕刊登劉山青事件的公開信，這是一件十分奇怪而可惜的事。奇怪是「七十年代」近年似乎支持民運相當盡力，可惜營救劉山青運動卻缺少「七十年代」的支持，影响力不無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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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於恰巧是「七十年代」馮董事長與編輯吳默然跟「委員會」負責人的介紹人，敬陪末座，所以才有緣親耳聽見拒絕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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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七十年代」認為劉山青事件是一件「複雜」的政治事件，按照我低能的理解，所以「複雜」者，就是不敢確定劉山青是否托派。至於其他理由，在我看來都是推諉的遁辭。在這個問題上，「七十年代」跟艾凡是一致，而且如果我所聞是屬實的話，兩間大學學生會長的態度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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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山青是托派便不應支持這種態度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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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以支持民主運動，是認為中國應該實現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落實到個人層面，便是人民有思想的自由，有結社、出版、組織政黨的自由。思想是不能入之以罪的，否則，高貴的先生們，如果劉山青是托派，按照你們的標準，便應該任由中共官僚魚肉，中共官僚不正在運用同樣邏輯，以他們的標準，判決民運分子民主思想有罪而進行鎮壓嗎？你們同意這種邏輯，還是以思想無罪的邏輯來對抗官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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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山青在國內幹了甚麼，你們可以往最複雜的地方去構想，可是，難道你們不同意應該進行公開的審訊嗎？如果你們認為因為劉山青是托派便可以省回這些繁文褥節，中共官僚不正是以同樣道理，認為民運便是反革命，便可以秘密囚禁判罪，省回同樣的繁文褥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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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的武器可以拿來自己使用，但使用敵人的思想武器卻只會替自己拆台，以致自己不是投降便是失敗，這是不變的歷史殷鑑。諷剌的是，如果堅持這種態度，把「七十年代」搬到國內，恐怕又和民主運動發生衝突。在相當封閉的環境下，北京民運在魏京生事件後，已得到一個教訓，應該保衛魏京生，原因是壓制無理，儘管魏京生是反對社會主義！甚至對親蘇的民刊「北京青年」、民運人士都認為應該保障其存在和不受當局壓制的權利，因為認識錯誤可以改，思想本身無罪，結社出版是基本民主權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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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諷刺的是，就我所知，民運中至少有個別被囚的積極分子表示支持托派，難道你們發表聲明支持民運分子時就不包括他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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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是做得貫徹始終，正確的如是，錯誤的也應如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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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山青事件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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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盡太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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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南山(吳仲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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